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弁言李致忠（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国家图书馆）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二十卷 （汉）郑玄注（唐）陆德明音义，宋刻本，杨守敬跋。框高二一·二厘米，宽二六·三厘米。每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四字，细黑口，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。有耳题。郑玄（一二七——二00）字康成，东汉北海高密（今属山东）人。尝受业于太学，通《京氏易》及《公羊春秋》之学。复从张公祖学《周礼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后事扶风马融，则博通经学。郑玄注群经，以古文经学为主，兼采今文经说，自成一家，“号为郑学”，影响深远。《礼记》乃其所注群经之一。陆德明（约五五0——六三0）名元朗，字德明，以字行，吴县（今苏州）人。《旧唐书》说他初受学于周弘正，善言玄理。南朝陈太建中，太子征四方名儒讲学于承先殿，德明年始弱冠，往参焉。国子祭酒徐克开讲，恃贵纵辨，众莫敢当，德明独与抗对，合朝赏欢。解褐始典王国左常侍，迁国子助教。隋炀帝嗣位，以为秘书学士。大业中，广召经明之士，四方至者甚众。遣德明与鲁孔褒俱会门下省，共相交难，无出其右者。授国子助教。王世充曾尊其为师，不就。入唐，太宗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，命中山王承干从其受业。寻补太学博士。贞观初，拜国子博士，封吴县男。寻卒。陆德明乃有道德、善言辨、造诣深厚的明经之士。早在南朝陈至德初年，便采集汉魏六朝以来音切二百三十余家，又兼采诸儒训诂，考证各本异同，撰成《经典释文》。其自序称：“癸卯之岁，承乏上庠，因撰集《五典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及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尔雅》等音。古今并录，经注毕详，训义兼辨。”此处之“癸卯之岁”，指的就是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（五八三）。这时陆德明正职陈的国子助教，故称“承乏上庠”，撰集《经典释文》。《经典释文》首卷为《序录》，综述经学授受源流，是后世经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。正文为音释《周易》一卷、《古文尚书》二卷、《毛诗》三卷、《周礼》二卷、《仪礼》一卷、《礼记》四卷、《春秋左氏传》六卷、《春秋公羊传》一卷、《春秋榖梁传》一卷、《孝经》一卷、《论语》一卷、《老子》一卷、《庄子》三卷、《尔雅》二卷，凡三十卷。北宋以前，《孟子》不列于经，而《老》、《庄》则自西晋以降向为士大夫所推重。陆德明生当南朝，犹沿六代余波，故列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经典，悉心加以音释。此本《礼记》乃陆德明所音释的群经之一。宋代是科举取士最盛行的时代，考试内容虽也有过某些变动，但以经义取士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，故士子读经应考，考取做官，做官发迹，始终是举子们追求的目标。既如此，则儒家经典及一些重要子书则成了士子们课读的必备之书，因而也就形成了广阔的社会需求。各地书肆，特别是闽建书肆具有敏锐的市场眼光，便竞相争刻，以满足这种社会需求，自己亦从中获利。一时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、《纂图互注周礼》、《京本点校附释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》、《纂图互注礼记》、《京本点校附释音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、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、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》、《纂图互注荀子》、《纂图互注南华真经》等帖括之书相继而出，充斥市场。此本《礼记》亦属这类性质的出版品。然正如袁寒云跋宋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》所言：“此虽一时帖括之书，而犹存古注之旧，矧为中土从未见于著录之本，自海外得之，斯尤足贵者。” 所谓监本，此处指宋代国子监所刻的书本。首标“监本”，盖指经文、经注祖于国子监本，并非实指国子监所刻之本。自五代以来，国子监所刻经书经注，都要指派硕学鸿儒反复参订，审慎校勘，然后梓行，以为天下读经的范本。首标「监本」，意在宣示此本的可靠性、可信性，具有明显的招徕意图。所谓纂图，指作为全书的辅助内容，在卷前所附的图像、图解或地图等，用来协助读者理解经义。如月令中星图、玄端冠冕制图、衣冠制图、器用制图等，就很有助于对《礼记》经义的理解。所谓重言，指以墨色规识圈画出来的“重言”标记。“重言”者，指各卷各篇所重复出现的语句，如此书卷九《玉藻》第十三中“君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”句下，规识出“重言”二字，提示这三句话“「二见，《王制》篇改‘君’作‘诸侯’”。又如卷十《丧服小记》第十五中“父为士，子为天子，诸侯则祭以天子”句后，规识出“重言”，提示“父为士”的语句“二见，中庸一”。目的在于告诉读者同样的语句已经几次出现，在什么篇卷中，读者可据以参照研读，有助于理解经义。所谓“重意”，指以墨色规识圈画出来的“重意”标记。“重意”者，指各卷各篇重复出现的文义，如本书卷九《玉藻》第十三中出现的“袂可以回肘”句下，规识出“重意”二字，提示“袂可以回肘”的句意，在《深衣》篇中作“可以运肘”，其义是相同的。又如卷十《丧服小记》第十五中出现的“男子称名，妇人书姓”句下，规识出“重意”二字，谓“男子称名，妇人书姓”，《丧大记》篇作“男子称名，妇人称字”，意义相重。目的在于告诉读者重复的句义曾出现在哪一篇，读者可据以参照研读，有助于理解经义。所谓“互注”，指以墨色规识圈画出来的“互注”标记。“互注”者指引证本书或他书相关或相近的词句加注在某句之下，用以对照诠释，互为注解，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文义。如本书卷十《大传》第十六中之“牧之野，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柴于上帝，祈于社，设奠于牧室”句下，规识标出“互注”二字，曰“《书·牧誓》武王戎车三百两，虎贲三百人，与受战于牧野，作《牧誓》。”意谓《尚书·牧誓》篇中亦讲到了此事，故在此作为“互注”标出。又如本书卷十《少仪》第十七中之“言语之美，穆穆皇皇。朝廷之美，济济翔翔。祭祀之美，齐齐皇皇。车马之美，匪匪翼翼。鸾和之美，肃肃雍雍”句下，规识标出“互注”二字，谓《礼·地官》保氏六仪中亦有类似的句子，引之作为互注，颇能帮助理解此处的句义。上述在书名中的种种特标，既带有出版家的宣传用意，对读者读经释传又确有实在的帮助，颇得士子欢迎，故对这类帖括之书亦不能小视，也是当年出版方式上的一种创新。况“犹存古注之旧”者乎！特别是历经八百余年兵燹天灾而能完整流传于今，就更显得十分珍贵。南宋寜宗赵扩以前的官刻之书，避讳尚属严谨，而在皇帝御名及嫌名之避讳上归避随意者，大多皆是坊间刻本。此本遇敬、玄、殷、徵等字皆不缺笔，盖南渡后已祧之讳此本不避。然遇匡、恒、贞等字却又缺笔回避，显得极不严肃，极其随意。而于南宋孝宗、光宗的嫌名之讳慎、敦二字，又有避有不避，除继续表现出不严肃者外，亦能说明其避讳已至南宋光宗赵惇的嫌名，表明其刻盖已届光宗或寕宗之际。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、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及《纂图互注礼记》等讳字状况基本相同，因推知此书大约亦为南宋中期刻本。此本有杨守敬手跋，称：“右宋椠《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，与余所得《论语》款式（见《留真谱》）悉同……雕镂之精，与《论语》不相上下。避宋讳，惟敬字不缺笔，与《论语》亦同，盖南渡已祧也。”虽未明确表示两本可能出自一坊之手，但其意已溢于言表。当年杨守敬所得之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》，后为李木斋木樨轩所有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将此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》相校核，非但版式行款悉同，字体刀法、纸墨特色亦如出一辙，判定其亦出自南宋建安某家书坊，当不会有太大的出入。然北大所藏《论语》在集解序后镌有“刘氏天香书院之记”长方牌记，表明其为刘氏天香书院刻本。而与之风格宛然相似的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，完全可能也出自刘氏之手。我们知道，刘氏在福建建安从事刻书出版业，可以远绍北宋。至南宋，则大兴。刘麟、刘仲吉、刘将士、刘通判、刘叔刚、刘日新等，都是南宋建安刻书出版业中的佼佼者。刘氏家族历来尊经崇儒，崇安东族的刘子翚、刘勉之均是朱熹的老师。西族南派建阳崇泰里的刘爚、刘炳，以及北派麻沙的刘崇之，又都是朱熹的门人。家族有如此的文化背景，其刻书将眼光投放在正经正史上，则是极易理解的自然之事。天香书院的主人刘氏，很有可能是刘氏宗族中的一员，肩承家学渊源和社会崇尚，故刻了若干种的帖括经书，也是极易理解的自然之事。此书卷端钤有“玉兰堂”白文方印、“毛晋之印”、“毛氏子晋”朱文方印、书楣上钤“宋本”椭圆朱印、“乙”字方形朱印及“季振宜读书”朱文长方印。“玉兰堂”是明代文徵明的藏书印，表明此本在明代曾是文家的插架之物。至明末则入汲古阁，故有毛晋的藏印。“宋本”是汲古阁用来钤盖宋版书的专印，且要分出甲乙等级，故有“乙”字印，表明其在汲古阁所藏宋版书中，属于乙等。季振宜字诜兮，号沧苇，扬州泰兴人，清顺治四年（一六四七）进士，歴刑、户两曹，擢御史。其家豪富，江南之书多归之。如此众多的名家藏印钤盖其上，证明此书递藏有绪其版本可以确信无疑。此本世无二帙，惟南京图书馆有藏，但只存九、十两卷，残缺过甚。上海博古斋所藏此本，完整无损，书品极佳，洵为珍贵。博古斋不愿将其束之高阁，据为私秘，故以全彩仿真影印的方式，将之化身千百，公之于世，既利于原本的长久保存，又便于学者的广泛利用，实为两全之计。